国保山西·映像高平｜姬氏民居中的元朝剪影

山西高平，这片上古神话(shénhuà)与历史烽烟交织的热土，有着“中国古建(gǔjiàn)博物馆(bówùguǎn)”之誉。22处国保单位星罗棋布，每一处都是文明密码的载体。跟随我们的镜头，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。 高平(gāopíng)22处国保单位地图。 　　在高平市陈区镇中庄村，一座隐匿村落中的元代民居(mínjū)已历经七百多年风雨(fēngyǔ)，木构的梁架、斑驳的砂岩石柱，都在无声诉说着中华营造(yíngzào)技艺的精巧。这座被称为“姬氏民居”的建筑，修建于元至元三十一年(1294)，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且(qiě)唯一(wéiyī)具有确切纪年的民居建筑。姬氏民居不仅为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断代与研究提供了典型(diǎnxíng)标本，更是打开元代祖先生活之门的钥匙。 姬氏民居(mínjū)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。 　　在中华建筑文明的(de)恢弘图卷中，官式建筑始终占据着(zhe)特殊地位。这类由官方机构主导营造的建筑形式(xíngshì)，严格遵循历代颁布的营造规章，涵盖宫殿、坛庙、陵寝、官署及敕建寺观等类型。它们凝结着古代匠作体系的技术(jìshù)巅峰，屋顶的形制、开间的数量(shùliàng)、彩画的纹样…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建筑的美学成就，更是古代礼制精神和权力(quánlì)的展演。 定林寺(dìnglínsì)山门（局部）。 　　与官式(guānshì)建筑不同，民居建筑构筑着(zhe)最贴近民生的生存图景。区别于官式建筑的宏伟与精致，传统民居背后，隐藏着中国人在建筑上的造诣与祖先留下的痕迹(hénjì)。那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传统民居，不仅是砖瓦木石的堆砌，更是中华民族(zhōnghuámínzú)血脉传承的载体。 　　姬氏民居的(de)一块门枕石上题有(yǒu)这样一段话：“大元国至元三十一年(sānshíyīnián)岁次甲午……姬宅置石匠天党……”。这段文字如同建筑(jiànzhù)的“身份证”，将模糊的历史瞬间定格，也让这座险些湮没于乡野的老宅，成为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实物史料。 　　姬氏(jīshì)民居坐北朝南，建在一个高42厘米的砂岩石台基上，建筑(jiànzhù)面阔三间，进深六椽。柱子为石质砂岩，柱头是四铺作斗栱，无补间铺作。屋门开于(kāiyú)明间，即正中心，但后退了一廊，与内柱成一线。两次间则与檐柱齐，各开有大窗户一扇。悬山式屋顶，举折(jǔzhé)平缓。屋脊(wūjí)不是五脊六兽，仅使用一条陶质捏花正脊。整个建筑给人以历经沧桑、稳重古朴、简洁严整(yánzhěng)的感觉。 砂岩石(shí)台基（建筑底部）。 　　整座民居“凹”字形的(de)布局暗合“前堂后寝”的礼制(lǐzhì)规范，却在东西厢房的尺度中透出平民生活的烟火气。这种礼制规范与民间实用主义(shíyòngzhǔyì)的交融，同样存在于砂岩(shāyán)石柱的素朴肌理中。既遵循营造法式的尺度规范，又具有就地取材的粗砺质感，这可能就是(jiùshì)七百年前普通匠人的建造美学。 　　元代以前，我国古建筑中的柱子明(míng)显的向平面中心(zhōngxīn)微斜，《营造法式》称之为“柱侧(zhùcè)脚”，并明文规定各面斜度，用以调整视角差并使房屋更为稳定。《营造法式》规定:“凡主柱，并令柱首微收向内，柱脚微出向外(wài)，谓之侧脚”。明以后，此种作法渐消，清后期则(zé)很少采用侧脚的作法，以至于《清式营造则例》通篇不提侧脚一词。 　　姬氏民居的柱子平面呈正方形(zhèngfāngxíng)抹四角，每个斜面都做成外凸弧形，并(bìng)饰以弧形棱边。柱高270厘米，下边长为30厘米，上边长为27厘米，收分明显，并可看到(kàndào)明显侧脚。这种柱子的建造方式明显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元代以前的建筑风格。 　　柱础同样是确定民居诞生年代的重要实据。祁英涛在《怎样鉴定古建筑(gǔjiànzhù)》中明确指出:“元多为素覆盆式。”宋金建筑多用(duōyòng)覆盆式宝装莲瓣础(bǎozhuāngliánbànchǔ)，明清则种类繁多，或(huò)鼓形，或兽形，或正方形(zhèngfāngxíng)，无论何种皆精雕细刻，唯元代建筑多用素覆盆式。姬氏民居所用柱础正为素覆盆式，符合元代建筑之风格。 　　细数古建筑之精美构件，斗拱占据一席之地，从战国时期的(de)(de)雏形到明清的功能转型，这一木构体系始终承载着超越(chāoyuè)建筑本身的象征意义。 　　斗拱上承屋顶，下接立柱，承上启下，作用不凡。在古时，斗拱的(de)层次越多越大，表明建筑等级越高(yuègāo)，主人的身份地位越显赫。直到明朝初年，明太祖朱元璋(zhūyuánzhāng)下令斗拱在民间不准使用，《明史》“卷六十八”“志第四(sì)十四(dìsìshísì)”“舆服四”“臣(chén)庶室屋制度”中记载：“庶民庐舍：洪武二十六年定制，不过三间，五架，不许用斗栱，饰彩色。”民居+斗拱的特殊组合，代表了姬氏民居在建筑史上的特殊地位。 　　除斗拱外，门簪(ménzān)也(yě)是不得不提的构件。门簪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大门构件，主要作用是将安装门扇(ménshàn)上轴所用连楹固定在上槛的构件，同时也具有装饰效果。 　　门簪的样式多样，装饰以图案或(huò)文字。这些图案和样式不仅美观(měiguān)，还(hái)体现了主人的身份(shēnfèn)和地位。古代“门当户对”中的户对，指的就是大门上的门簪。一般宅门上只有两个，官宦人家为了光耀门庭区分贵贱，将门簪数量从两个增加到四个，数量与官品大小成正比。 　　为何传统(chuántǒng)民居在(zài)古建筑(jiànzhù)中留存稀少？官式建筑因其承载的象征意义，在历代均(jūn)享有制度化的维护(wéihù)保障。传统民居多采用就地取材(jiùdìqǔcái)的土木结构，其耐久性天然弱于官式建筑的原材料。加之民居在使用过程中常常受到居住者根据生活需求的拆建改造，或因居住地的变动民居本身遭到自然破坏或拆毁。因此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古建筑实物中，民居数量远低于官式建筑数量。现存(xiàncún)的民居建筑中，大多是清代，明代已不多见，因此始建于元代的姬氏民居才显得尤为珍贵。 　　这座跨越七个世纪的建筑，如同一部立体(lìtǐ)的典籍，让我们通过榫卯的咬合读懂祖先的生活智慧，在梁架的斑驳中(zhōng)触摸文明印记。（摄影：人民网(rénmínwǎng) 卢鹏宇）